1951年1月上旬，朝鲜战场，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手，在第三次战役中打出了一场漂亮仗。短短数日，部队势如破竹，突破敌军防线，向南推进了80到110公里。
联合国军节节败退，朝鲜首都汉城于1951年1月4日被我军夺取。敌人被一路驱赶，最终退到了北纬37度线附近。
然而，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，却让志愿军联司内部面临一个巨大抉择：是趁胜追击，一鼓作气把敌人赶下海？还是适时止步，休整积蓄力量？
这可不是个简单问题。它考验着指挥官对战局的清醒判断，更关乎数十万将士的性命。
第三次战役的战果确实辉煌。志愿军战士们浴血奋战，如39军、40军等主力，一路猛插，打得南朝鲜军溃不成军。
尤其1951年1月3日晚，50军在高阳以南击退美军后，还顺手截断并全歼了英第29旅1个步兵营和其坦克中队，缴获了11辆坦克。
这战绩极大地提振了士气。前线传来捷报，一些人便觉得，敌人已是“强弩之末”，只差临门一脚就能解决战斗。
这种“速胜”的情绪，很快传到了联司。一股强大的声音开始出现，要求乘胜追击，将联合国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。
彭德怀元帅，作为中朝联军的总指挥，随即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这场仗打到这，每一步都得慎之又慎。
首先跳出来的是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。他态度强硬，直指彭德怀提出的停止追击是“奇谈怪论”。
拉佐瓦耶夫认为，这简直是“错失良机”，不符合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”和“苏军兵团作战要领”。
他甚至当着彭德怀的面，毫不客气地训斥，要求立即下令部队继续追击，一直打到釜山。
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也附和，认为不乘胜追击是错误的。他甚至提出，美军可能正找借口撤退，追击才能迫使他们离开。
联司内部，也有部分“脑子又热了”的同志，觉得胜利近在咫尺，就该一鼓作气。彭德怀元帅，孤身一人，面对四面八方的重压。
彭德怀心里清楚，战局远没那么简单。美军主力，那约20万人的部队，并没有遭受根本性削弱。
他们从汉城的主动撤退，其实是新上任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（1950年12月26日接任）布下的一个圈套。
李奇微的意图很明显：诱惑志愿军继续南下，从而极大地拉长我军的后方补给线。
一旦我军深入腹地，他很可能重演“仁川登陆”的戏码，从侧翼或后方登陆，对我军实施南北夹击。
彭德怀判断，如果不能歼灭敌军七到八万人，敌人是绝不会轻易退出朝鲜半岛的。这不是光凭一股劲就能解决的问题。
志愿军战士们此时已是强弩之末。部队连续作战两个多月，极度疲劳，减员严重，急需补充与休整。
当时的朝鲜，正值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冬。战士们缺医少药，棉衣鞋子都成了奢侈品，吃饭和休息更是难上加难。
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等前线指挥官的电报，也证实了部队已经“体力大大减弱”，处于“极端疲劳”状态。
后勤保障更是濒临崩溃。战线迅速向南推进，运输线已经延长到500到700公里。
敌机对运输线的轰炸从未停歇，导致运输工具严重不足。前三次战役，我军共损失了1200多台汽车，平均每天损失30台。
部队急需的粮食、弹药、鞋子等补给，根本无法保障到位。战士们普遍反映，最怕的是“没饭吃、没子弹打、负伤后抬不下来”。
志愿军的后勤人员与兵力比例约为1比6到10，而美军则是13个后勤人员保障1个兵。如此巨大的后勤压力，根本无法支撑继续南进。
彭德怀还考虑到，如果继续大步南进，我军东西海岸的防御将变得空虚。一旦敌人从侧后登陆，将对我军形成南北夹击。
回想起“仁川登陆”的教训，这是绝对不能再犯的错误。战争绝不能寄希望于侥幸。
面对拉佐瓦耶夫等人的强大压力，彭德怀丝毫没有退让。他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战争不是儿戏，不能拿我们志愿军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去赌博！”
他斩钉截铁地表示：“就这样定了，不南进追击，错了我负责，杀我的头！”这份担当，体现了一位军事统帅的决断和责任。
彭德怀甚至提议，既然朝鲜人民军休整了两个月，还有约12万兵力，可以由他们自行向南追击，以验证其主张的不可行性。
这个提议，让朴宪永与拉佐瓦耶夫一时语塞，最终沉默退缩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彭德怀判断的准确性和预见性。
彭德怀将自己的判断和决定，第一时间电报给了毛主席。毛主席对此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。
此前，毛主席在1950年12月21日和29日，就已同意彭总“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”、“必须作长期打算”和“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，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”的方针。
毛主席随后将彭德怀的意见转达给了斯大林。斯大林在听取了毛主席的转述后，高度赞扬彭德怀是“当代天才的军事家”。
斯大林明确表示，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。他同时严厉批评了拉佐瓦耶夫，并随即将其调回国。这份来自最高层的支持，无疑是对彭德怀最大的肯定。
1951年1月10日晚，朝鲜首相金日成与彭德怀举行会面。经过深入讨论，金日成最终认可了彭德怀的意见。
双方达成一致：部队停止追击，就地进行休整补充，为两到三个月后的春季战役做准备。
未来的重点，是坚决打好春季战役，争取在那一战中更多地歼灭敌人七到八万人。这为后续的战略行动定下了基调。
随后，中朝两军在1951年1月25日于君子里矿洞召开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。彭德怀在会上作了《三个战役的总结与今后任务》的报告。
会议总结了前三次战役的经验，比如在装备悬殊下，应力求夜战、大胆迂回、包抄分割、勇敢渗透敌纵深和后方。
会议还详细部署了未来的任务，特别强调要加强后勤保障。提出了需要增补汽车至3400辆，抢修铁路，组织人力、畜力、大车参加运输，并加强后勤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。
在此期间，通过与美军俘虏连长的谈话，也从侧面印证了志愿军战术的有效性，以及美军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。这些都成为后续作战的重要参考。
彭德怀在第三次战役后，力排众议，果断决定停止追击，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转折点。
这不是保守，而是基于对战争规律和敌我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，避免了将战争寄希望于侥幸。
这次“止步”，成功避免了志愿军在后勤极端困难、疲惫不堪的情况下贸然深入，可能陷入敌人“仁川登陆”式包围夹击的潜在灾难。
它保护了宝贵的有生力量，也粉碎了敌人在联合国玩弄的停战阴谋，以及其固守三八线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企图。
更重要的是，它为我军争取了宝贵的休整和再战准备时间。这份战略清醒，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彭德怀的坚定与远见，展现了他作为军事统帅的过人胆识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国家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。正因如此，他才得以扭转乾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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